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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泌阳象河关人。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会员,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。曾获第五届中国寓言文学金骆驼奖创作奖和第五届金江寓言文学奖。著有《孔雀和夜莺》寓言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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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转载】张伯驹大右派的一生  

2017-04-15 17:01:10|  分类: 人物春秋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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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转载自月满西楼《张伯驹大右派的一生》
真正的不朽者,张伯驹是一个

  张伯驹 - 月满西楼 - 月满西楼

  经济学家千家驹说:这几年,我参加的八宝山追悼会不知道有多少次了。很多人的悼辞上无一例外写着“永垂不朽”。依我看,并非都能永垂不朽,真正的不朽者,张伯驹是一个。

  

  要说张伯驹,就不得不说张镇芳。

  张镇芳乃光绪三十年进士,袁世凯哥哥之内弟。

  袁世凯当上直隶总督后,让其主管盐政。1915年,他在袁世凯支持下,创办了北方第一家商业银行——盐业银行。 这么一位官财两运亨通的盐运使, 家庭却很不幸——两子女先后夭折。

  1904年,张镇芳找有4个孩子的弟弟张锦芳商量,张锦芳便把长子和幼女过继给了张镇芳。

  这个当时只有6岁的长子,就是张伯驹。

张伯驹 - 月满西楼 - 月满西楼

  张伯驹确实是个好苗子, 7岁入私塾,9岁就能写诗, 老先生书架上的书,只要他看过, 放在第几行第几本,他都能记住。先生们都称他为“神童”。随后,他进入英国人办的书院读书,

  毕业后,被父亲送进军阀曹锟、吴佩孚等部, 先后任过提调参议等职。 但张伯驹十分厌烦从政为官,

  终不顾双亲反对,退出了军界。从此过上了写诗作画、看戏唱曲的“纨绔”生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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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5岁那年,家里替他定了婚。 对方是安徽督军家的千金, 张伯驹清高,这位李氏自然无法吸引他。

  第二任妻子邓韵绮是位京韵大鼓艺人, 因酷爱戏曲,张伯驹便娶她做了二房。

  张伯驹虽然纨绔不羁, 但和其他富家子弟的奢靡完全不一样。 他不抽烟、不喝酒、不赌博, 从不西装革履,长年一袭长衫。 结了婚,才知道邓韵绮爱抽大烟, 张伯驹不喜,便逐渐疏远了她。

张伯驹 - 月满西楼 - 月满西楼

  张伯驹在丛碧山房花园内, 1927年,张伯驹到北京琉璃厂闲逛。 突然,他在一家古玩字画铺前驻了足。

  “请把这件墨品取出来看一下。” 伙计取下写着“丛碧山房”的横幅。 “这四个字写得真是苍劲飘逸。”

  张伯驹一边赞叹,一边看落款。这一看,他着实吃了一惊。“没想到竟是康熙皇帝的御笔。”反复推敲无误后,他立马收了。从此,张伯驹就爱上了收藏。自号“丛碧”,并将宅院命名为“丛碧山房”。

  母亲为此整天唉声叹气:“家里什么事情都不管,出去做官也不干,只知道花钱买字画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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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张伯驹夫人潘素

  

  张镇芳临终时,握着张伯驹的手道:“你要支撑起这个家,照顾好母亲啊!” 张伯驹这才答应就任盐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稽核。 北伐战争后,上海逐渐成为金融中心, 1935年,盐业银行总管理处从北京迁到上海。

  因为应酬,张伯驹自然免不了要去风月场所。 一次在天香阁吃花酒时,他认识了名妓潘素。

  潘素生于1915年,乃前清状元宰相潘世恩之后。 其母系出名门,从小就教潘素女红与音律。

  潘素13岁时,母亲病逝。 父亲是个败家子,很快就将家产挥霍一空。 继母王氏便将潘素卖到了上海妓院。

  潘素清秀妩媚,又弹得一手好琵琶。 很快成为当红倌人,在沪上有“潘妃”之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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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潘素

  一见潘素,张伯驹顿时惊为天人,才情大发,提笔而就一副嵌字联:

  “潘步掌中轻,十里香尘生罗袜;

  妃弹塞上曲,千秋胡语入琵琶。”

  将潘妃比作“赵飞燕”和“王昭君”。才子佳人,顿时一见钟情。遗憾的是,潘妃已名花有主。

  国民党中将臧卓早已相中潘妃, 臧卓得知潘素结了新欢,便把她软禁起来。

  张伯驹只好托人买通了臧卓的卫兵, 趁臧卓离沪办事时,趁机“偷”走了潘素。

 张伯驹见到潘素时,“她两眼已哭成桃子”。两人立刻逃到北京,迅速成婚。这一年,张伯驹37岁,潘素20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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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潘素《岸容山意》

  后来,张伯驹将两笔巨款分给两房太太, 办了离婚手续,结束了复杂的家庭关系。

  从此,他就专宠潘素一人。“父亲自比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,他要把母亲培养成董小宛式的人物。

  父亲为母亲请来画家朱德甫, 让母亲正式拜师,学习绘画。 不久又请来夏仁虎老先生, 让母亲正式拜师,学习古文。” 张伯驹女儿张传彩后来回忆说。 潘素天资聪慧,果然成了另一个“董小宛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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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潘素《青山红松图》

  山水、人物、花竹、鸟兽……潘素无不擅长,特别是山水, 多用青绿,笔法直逼南宋。

 曾三次与张大千联袂作画。 张大千赞叹潘素作品:“神韵高古,直逼唐人,谓为杨升可也,非五代以后所能望其项背。” 从此,张伯驹与潘素便夫唱妇随,尽享诗画唱和之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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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夫妻“诗画唱和”作品

  

  1937年,张伯驹得知溥儒有《平复帖》后,便再也睡不好觉了。溥儒是道光皇帝曾孙,恭亲王之孙。

  此前,溥儒将唐代韩干《照夜白图》卖于他人, 致使这件国宝从此流失海外。 张伯驹深恐《平复帖》蹈此覆辙。 《平复帖》乃西晋大文人陆机真迹,距今已1700年,比王羲之手迹还早七八十年,是中国已见最古老的书道瑰宝, 又是汉隶过渡到章草的最初形态。上面盖满了历代名家的收藏章记,由此被收藏界尊为“中华第一帖”。

  “如果流失海外,将是千古之恨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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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《平复帖》

  张伯驹委托中间人向溥儒求购,溥儒回答:可以,20万大洋。 张伯驹很沮丧:“没这么多钱。”

  随后,张伯驹又请张大千说合:愿出6万大洋。 但溥儒回答:20万不少。

  1937年底,溥儒母亲项夫人过世。 张伯驹得知溥儒急需用钱,想借机求购《平复帖》。

  但他又觉得这是乘人之危,开不了口。 便请教育总长溥增湘出面:“我先借他一万元。” 谁知几日之后,傅增湘把《平复帖》抱来了。  “溥儒要价四万,不用抵押。”  张伯驹抱着《平复帖》,两眼放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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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张伯驹收藏的李白《上阳台帖》

  1945年,“末代皇帝”溥仪被俘, 混乱中,不少珍贵文物散落民间,《游春图》被北京古玩商马霁川觅得。

  1946年,张伯驹得到消息,马霁川欲将《游春图》卖往海外。这一下,张伯驹又失眠了。

  《游春图》为隋代大画家展子虔所绘,距今1400多年,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画作,运笔精到,意趣无限,有“天下第一画卷”之称。 被书画界奉为“国宝中的国宝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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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故宫镇馆之宝《游春图》

  一天夜里,张伯驹出现在马霁川家。进门便大吼:“《游春图》可在你手中?”眼看事情败露,马霁川便狮子大开口: “只要拿出800两黄金,画就是您的了。” 十几年来,因为收藏,张伯驹已耗尽万贯家财。

  此前,他刚以110两黄金买了范仲淹的《道服赞》。 现在莫说800两,50两他也拿不出。

  张伯驹只好找到故宫博物院:“你们去买下来吧……” 但几日过去,故宫方面毫无回应。

  迫不得已,张伯驹便来到琉璃厂,看见一家店铺,便走进去打招呼:“有幅《游春图》,有关中华民族历史。

  如果有谁为了多赚金子,把它转手洋人, 谁就是民族败类,我张某人决不轻饶他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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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《游春图》局部

  马霁川见《游春图》一事闹得满城风雨,自己已无法出手,只好降价让与张伯驹,“你出220两黄金,就给你。” 即便大降价,张伯驹还是拿不出钱,一咬牙,他把自己住的宅子给卖了。

  这座宅子占地15亩,富丽无比, 它的前主人是晚清大太监李莲英。 据马未都估算,这个宅院若搁到现在,光拆迁就得一个亿。 张伯驹拿着宅子换来的220两黄金直奔马家。 但马霁川借口黄金成色不好,要再加20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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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▲张伯驹收藏的杜牧《张好好诗》

  张伯驹无奈,只好回家和潘素商量,“你卖件首饰给我凑足这20两吧!” 潘素不肯,张伯驹就躺在地上耍赖, 潘素哭笑不得,只好答应。 张伯驹翻身爬起,拍拍土开心睡觉去了。

  此后,张伯驹一家就搬到了旧宅承泽园。 在动荡年代,为避免书画流失海外, 张伯驹就这样耗尽了万贯家财。“他收藏保护的顶级书画就有118件。”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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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▲张伯驹收藏的范仲淹《道服赞》

 

  1941年,张伯驹去上海处理银行事务, 途经培福里时,突然冲出三个大汉, 持枪将张伯驹挟持,然后驾车而去。 第二天,潘素接到绑匪电话, “交上两百根金条,否则就撕票。”

  潘素急得直抓头发:“哪里去找这么多金条啊?” 想来想去,觉得只有“卖画”。 于是潘素要求:想见伯驹一面。 潘素见到伯驹时,他已多日不食、憔悴不堪, 但他却斩钉截铁地对潘素说:

  “我收藏的那些书画,必须给我保护好。 别为了赎我而卖掉,否则我宁死也不出去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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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▲宋徽宗题李白《上阳台帖》

  不准卖画,哪里去筹钱啊? 最后实在没辙,潘素只得厚脸, 去找张伯驹以前之旧交孙曜东,

  孙曜东乃大汉奸周佛海的秘书。 一见面就跪下了:“求您救救伯驹。” 孙曜东一打听,原来是“七十六号”特务组织干的。 绑匪知道孙曜东大有来头,自己占不到便宜, 便把人质送给了伪军浦东头目林之江。

  孙曜东随即与林之江联系:愿出20根金条。 林之江同意了,潘素赶紧凑齐金条送了过去。 张伯驹这才得以恢复自由身。“在伯驹眼里,这些字画的价值,远超过自己的生命。”潘素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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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▲张伯驹收藏的宋代杨婕妤《百花图》,为现存最早女画家作品

  但是,谁也没想到, 1956年,视书画重于性命的张伯驹, 竟将8件最顶级的书画捐献给了故宫。

  无偿捐献后,政府欲奖励其20万元,但张伯驹婉言相拒,分文未取。文化部只好给他颁发了一张褒奖令。

  当时,很多人都不理解:“耗尽家业收藏,为何又无偿捐之?”后来,张伯驹对一位至交说:

  “不知情者,谓我搜罗唐宋精品,不惜一掷千金,魄力过人。其实,我是历尽辛苦,也不能尽如人意。因为黄金易得,国宝无二。我买它们不是卖钱,是怕它们流入外国。”

  再后来,张伯驹将余下所藏书画,分批捐献给了故宫和吉林博物馆。 “予所收藏,不必终予身,为予有,但使永存吾土,世传有绪。 他在《春游琐谈》里记录了这种心情: “此则终了宿愿亦吾生之一大事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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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▲文化部所颁奖状

  后来,章诒和拜师潘素学画时,在张家宅子四处寻找这张奖状,最后发现,它藏在靠近房梁处,

  “不甚考究,还蒙着尘土。” 于是,章诒和想起在柳亚子家中见到的, 用金丝绒装帧的与毛泽东唱和的诗词手迹。 “这两个文人做派很不同:一个把极显眼的东西,搁在极不显眼的地方,浪漫地对待;一个将极重要的物件,作了极重要的强调,现实地处理。”

  包括帝王在内的历代收藏, 都在《平复帖》上钤下自己的印迹。 只有张伯驹,不留丝毫痕迹。

  凡经手收藏的人,都以《平复帖》获利, 唯独张伯驹倒贴大把银子,无偿献给国家。

 

  就在无偿捐赠书画的第二年, 为相应“百家争鸣百花齐放”号召,文化部召开了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,

 提出“要大胆地放,要放手,还要放心”,这下可把张伯驹乐坏了,他立即组织成立了“老艺人演出委员会”,开始排练戏曲《宁武关》《祥梅寺》《马思远》。做这些事情,张伯驹大有资格,他在京剧界的名气,不亚于收藏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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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▲张伯驹书画

  张伯驹青年时代,京剧正从成熟走向鼎盛, 谭鑫培、余叔岩、梅兰芳等名角辈出。

 那时文人票戏,是极为风雅的事,而张伯驹,便是文人票友中的票友。 他与大师余叔岩的友谊更是一代佳话。

 “余叔岩平生,只教了孟小冬三出半戏,李少春两出,但教了张伯驹四五十出。” 张伯驹就此成为余派艺术传承的重要人物。 “李少春等人数次向他请教。”

  作为京剧票友,张伯驹有三大得意事。一是与余叔岩合作,编写了《近代剧韵》,总结京剧发展实践,系统介绍了京剧十三韵。 二是为推动京剧艺术发展,张伯驹约同梅兰芳、余叔岩等人,于1931年创立了“北平国剧协会”。

  三是1937年,他组织一大帮名角, 举办了轰动全国的河南旱灾筹款义演。 演出后不久,日本全面侵华。

  这次义演,被称为“艺坛最后一次绝唱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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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京剧大师余叔岩

  1957年,张伯驹把所有精力投入戏曲排练中。“他就像战乱时不惜倾家荡产购藏文物一样,

  奋不顾身地希望挽回传统文化的品质和意境,不过,他这一次努力是徒劳的。他排练的戏,很快遭到了攻击。

  “你这是站在封建王朝立场,歪曲伟大的农民起义。” 张伯驹一扬眉,反驳说: “强调阶级性,便把别的一笔勾销,是不对的。”“文艺不一定都要为政治服务,也可欣赏,陶冶性情。吃好了,吃饱了,工作有精神了,也就是政治了。”但最终,他还是被打成右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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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杨小楼

  多年后,章诒和参加一个戏曲学术会议,旁边坐的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袁世海。

  当介绍章诒和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时,袁世海无动于衷。当介绍章诒和的父亲叫章伯钧的时候,

  袁世海立刻回头,握着章诒和的手说:“令尊大人是我非常景仰敬佩的专家, 他对戏曲界的贡献是我们这些演员所不及的。” 原来,袁世海是把章伯钧听成了张伯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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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57年,张伯驹被打成右派的消息, 传到老帅陈毅那里,他很不高兴: “张伯驹把那样的珍宝都捐给了国家, 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,砍我脑壳也不信!”

  解放后,李济深发起成立了棋艺研究所,陈毅和张伯驹这两个“棋坛圣手”,便在这里相识,成为君子之交。

  1960年,吉林省委书记于毅夫赴京开会,陈毅找到于毅夫:“我有个好朋友叫张伯驹,目前境遇不好,能否给安排一下?”不久,张伯驹就收到来自吉林的邀请:

  “现省博物馆急需要有经验的人才。若伯驹先生身体允许,可否考虑来吉林工作。”

  于是,张伯驹便去了吉林,担任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、副馆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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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▲张伯驹作品

  临行时,张伯驹去跟陈毅道别致谢,陈毅说:“你这样的人都被打成右派,我该向你道歉。”

  张伯驹笑一笑,潇洒不羁地说:“国家大,人多,个人受点委屈难免,算不了什么,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,为什么不许别人错我一顶帽子呢?”这话,并不是面子话。 张传彩在纪念父亲的文章中写道:“父亲时常教育我说:一个人要热爱自己的国家,这是大事,不能马虎;除此之外都是小事,不必斤斤计较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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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▲张伯驹收藏的唐寅《王蜀宫妓图轴》

  好景不长,1966年“文革”来袭,这一次,张伯驹成了“现行反革命”。 白天,夫妇俩被游街批斗,

  但晚上,两人依然故我,写诗作画。 “父亲这时最喜欢画蜡梅,爱其之坚毅。

  母亲也由画大幅山水改为画小幅花卉。 后来他们将这些画装订成一本花卉画册。”

  张传彩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写道。 面对磨难,张伯驹一直坦然自若, 唯有一次,他低下了头颅。

  那一天,红卫兵将他收藏的卷轴丢到院里焚烧,

  张伯驹跪在火旁,不停哀求:“要烧就烧我吧,这可都是国家的宝贝,烧了就再也没有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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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潘素《金碧山水》

  张伯驹随后被“发配”到吉林舒兰进行劳动改造。但被舒兰县革委会拒收,嫌年龄过大不能劳动。

  不得已,老两口只好回到北京。但原来的宅子早已被别人占据,老两口只好窝居于一间10平米的小屋内。

  解放前的张家,仅管家就有10位。 那时的张伯驹,拥有无数书画珍宝。

  可现在,他却成了生活无着的落魄老头。 一无粮票二无户口,只能靠亲朋的接济度日。

  可这样的落差和磨难并没让他怨天尤人,相反他却是轻描淡写,一笑置之。

  1969年到1972年三年间,故交王世襄曾多次去看望张伯驹。

  “他除了年龄增长,心情神态和20年前住在李莲英旧宅时并无差异。不怨天,不尤人,坦然自若,依然故我。”

  章诒和后来在文章中回忆:“那时,到我家做客的。无论是博学雄辩的罗隆基,还是北伐名将黄琪翔,

  只要提及自己的划右,不是愤愤不平就是泪流满面。

  没有一个像张伯驹这样泰然、淡然和超然的。 对待挫折有句豪语是:跌倒了,算什么?爬起来!再前进。

  我父亲,罗隆基,黄琪翔,都很想爬起来。可张伯驹不,因为他从来就像没有跌倒过。”

  这样散淡超逸的个性,正是张伯驹硬度之所在。不论时局如何变化,他都是这样,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过着他的那份生活。后来,著名红学家周汝昌说, “阅读张伯驹,我深深觉得,

  他为人超拔是因为时间坐标系特异, 一般人时间坐标系三年五年,顶多十年八年,

  而张伯驹的坐标系大约有千年, 所以他能坐观云起,笑看落花, 视勋名如糟粕、看势力如尘埃。”

  

  1972年,君子之交陈毅逝世。悲痛的张伯驹要求前去吊唁, 但由于政治身份,最终不能如愿。

  于是,他挥泪写了一副挽联:“仗剑从云,作干城,忠心不易,军声在淮海,遗爱在江南,万庶尽衔哀,

  回望大好山河,永离赤县;

  挥戈挽日,契尊俎,豪气犹存, 无愧于平生,有功于天下,九泉应含笑,

  伫看重新世界,遍树红旗!”

  追悼大会上,毛泽东扫视一周后, 在这副挽联前停下:“词写得好,书法也好。”

  陈毅夫人张茜插话说:“主席啊,这是当年捐画的张伯驹写的。”随即,张茜介绍了张伯驹一家现状。

  毛听后,立即嘱托周恩来安排一下。 不久,张伯驹被安排到中央文史馆工作,潘素也成了中国画院的画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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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张伯驹自创的“鸟羽体”书法

  张伯驹万万没想到, 救自己脱离苦海的,就是诗词和书法。

  张伯驹最看重的就是自己的词人身“文物,有钱则可到手;若少眼力,可请人帮忙。

  而诗,完全要靠自己。” 张伯驹写的诗词虽未公开发表,

  但其诗词之好在圈内无人不晓。 周汝昌曾下过这样的论断:

  “以词人之词论,应以南唐后主李煜为首,以张伯驹为殿。此后,很难再产生真正的词人之词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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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当时,诗词高手们喜欢在一起打诗钟,

  所谓打诗钟:就是悬一丝线,下系铜钱。挨着丝线横置一根线香,香烧到丝线,铜钱就会掉落,如果此时还没按规矩完成诗句,就算认输。

  打诗钟最考验一个人的作诗才华。一次,一帮文人在一起玩打诗钟。

  张伯驹抓到“魂、象,六唱”, 未等铜钱落下,他已经联成:天末风来群象动,梦边秋入一魂凉。

  随后,他抓到“唐、水,二唱”: 未等铜钱落下,又已经联成: 南唐久已轻孱主,饮水何须认后身。

  南唐指李后主,饮水指纳兰性德。 妙语巧思,众人绝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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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 章伯钧素好写诗,没事就爱诌吟,但有一次,他看到张伯驹的诗集后,

  一声叹息:“不论中国文学如何发展,都不会再有张伯驹!” 张伯驹诗词好,书法也妙。

  他开创了别具一格的“鸟羽体”, 用笔飘逸,如春蚕吐丝, 像极了他自由自在、超逸通脱的心性。

  以狂著称的刘海粟,对张伯驹评价极高:“丛碧是当代文化高原的一座峻峰,

  从他广袤的心胸涌出了四条河流,那便是书画鉴藏、诗词、戏曲和书法。

  四种姐妹艺术互相沟通,又各具性格。 堪称京剧老名士,艺苑真学人。

 

  “反右”运动中, 京剧演员钱宝森批判张伯驹时, 言辞比匕首还锋利。

  但后来,钱宝森去世后, 张伯驹托人带去一百元赙仪, 当时,一月伙食费不过十元。

  有人劝他:不必给这么多,意思意思就行了。但张伯驹坚送一百:“当初他帮我打把子,有过交情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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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 张伯驹还收留了袁克定十年之久,袁克定乃83天皇帝袁世凯的长子。

  袁世凯复辟失败后,袁克定人见人躲。其家产很快耗尽,生活难以为继。

  即便如此,他扔拒绝日本人邀请,坚决不去华北伪政权担任要职。

  张伯驹欣赏其气节,便将他接到自家。“袁克定每次拿到文史馆工资,

  就欲交给我母亲,但父亲不许收他的钱。说既把他接到家里,在钱上就不能再计较。”

  这一养就是十年,直到袁1955年去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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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69年,“第一大右派”章伯钧死后, 其妻女李健生和章诒和便搬了家。当时,碍于章伯钧的大右派身份,         没有一个亲戚朋友敢去看望她们。 “万万没想到,张伯驹竟是登门吊慰死者与生者的第一人。”

  张伯驹从报纸上读到章伯钧死讯后, 到处寻访打听,拄着拐棍找了一天,才终于找到李健生母女俩新住处。

  见到张伯驹夫妇,李健生顿时泪流满面:“伯钧相识遍天下,逝后慰问者,你们是第一人。”

  后来,章诒和在书中这样写道:“张氏夫妇在我父母的人情交往中,不过是看看画、聊聊天而已。

  他怎能和父亲那些血脉相通的至亲相比?他怎能与父亲那些共患难的战友相比?

  他怎能同那些曾受父亲提拔与接济的人相比?但人心鄙夷,世情益乖。相亲相关相近相厚的人,如浮云飘散。

  而一个非亲非故无干无系之人,却悄悄叩响了家门。” 这就是张伯驹,不论潮涨潮落,

  他都一如既往地守着做人的根本。这份品质,比他捐献的书画还闪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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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 1982年2月,

  张伯驹突患感冒住进北大医院,被安排在一个八人间的病房内。病房人多嘈杂,既不利休息,又易交叉感染。

  潘素向医院申请,想转到单人间。 但被医院拒绝:张伯驹不够级别!过了两天,张伯驹感冒转成肺炎。

  2月26日,张伯驹撒手西去。事后,有学生跑到北大医院叫骂:“你们知道张伯驹是谁吗?

  你们说他不够级别住单人间?呸!我告诉你们——他一个人捐献给国家的东西,足够买下你们这座医院!”

-END-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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